Keefer和Vlaicu表明，各民主国家的政策选择之所以大相径庭，可能是政治竞争对手在选举前对选民作出可靠承诺的能力不同造成的。政治家可以用两种方法克服信誉缺陷。首先，他们可以建立信誉。这要求他们实现实际上非常昂贵的先决条件，即让选民知道他们的承诺，保持这些承诺，并保证选民在选举日出来投票。另外，他们还可以依靠那些已经能够对其客户做出可靠承诺的中介者，即赞助人。作者发现，在用这种方法赢得信誉的民主国家，有目的的转移和腐败高于那些政治对手能够作出可靠的选举前承诺的民主国家，而公共物品供应则低于这些国家。他们还认为，与这样一种传统看法相反，即政治赞助人主义是造成严重政策扭曲的根源，在没有政治信誉的情况下，对赞助人的政治依赖可以提高短期福利。然而，长远来说，对赞助人的依赖可能会消弱产生有信誉的政党的可能性。模型帮助作者解释了若干迷思。例如，新民主国家的公共投资和腐败高于老民主国家；与维多利亚时期英国非常成功的民主化改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正在进行民主化改革的国家（如多米尼加共和国）遇到了更多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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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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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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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S3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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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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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cracy, credibility and cliente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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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good provision